游走在侗乡的身份 “写给侗乡的情书”（图）
“尽量做减法”
东方早报：有人说这是一部全部由80后电影人共同创造的电影，影片表现出超越年龄的厚重，很多老年观众都非常喜欢，你的年龄给这部电影带来的优劣分别是什么?
吴娜：导演组确实都是80后，我、摄影、场记、掌机。但录音和灯光还是非常优秀的老前辈。年轻人的优势是敢于尝试新的东西，包括违背经验的事情。像使用固定机位、长镜头。之前有很多质疑说不应该做得这么极致，我们还是做了，并且没有丝毫顾虑。
至于劣势，还是没经验吧，对于大场面的把握是我觉得力不从心的。像救火那场戏，只有一个跟拍，我还只拍了两条，最后只能用第一条，因为第二条拍时，火烧得太大，人都跑光了(笑)。现在回头看看，我还是急躁了些，太想表现一些东西，一部影片中的诉求太多，反而会不纯粹了。如果可以重来的话，我应该能够做得更纯粹些。
东方早报：吊脚楼被烧，村民来救火，但浇的却是房子周围，为的是建立起一道隔火带，可是不了解当地风俗的观众会觉得奇怪，以为镜头穿帮，放映现场也确实引起很多笑声，为什么没有设计镜头交代一下?
吴娜：是的，侗乡的吊脚楼最怕失火，而且楼与楼相连，一旦失火，几乎不会去扑灭失火的房子，只会让它烧，大家会把水浇在房子周围，建立隔火带，这样火就不会烧到周围其他的房子。
对于镜头的设计，我们的确尽量站在一个观察的角度，和拍摄者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们前期做了很多准备，分析和讨论，每拍一个镜头，都会问村子里的人，你们是不是这样的?对于一些交代的镜头，比如很多观众很想看到手工绣品的样子，其实之前我试过切近景，拍特写，但是放进去感觉就是不对，没办法，我觉得要统一风格，所有的镜头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迎合影片的主题和内容。所以就得尽量做减法，其实我现在觉得我还是减法做得不够，而且毕竟这是一部艺术影片，还要符合艺术气质，也要符合侗族人的气质。
东方早报：侗族人是什么气质?
吴娜：性格内敛、感情细腻而充沛，同时又非常宽容、以和为贵。很多东西意会却不言传。
“游走在中间的身份
让我更能看清”
东方早报：为什么你会把“行歌坐月”设置成梦境?
吴娜：其实我也没有亲眼见过“行歌坐月”，以前大家坐在一起是不说话的，只唱歌，用歌声来传递感情，你想想看，这是多么有风情的一件事情，可是现在这一传统正在渐渐消失。你看到片中有这样的场景，就是现在所谓的“行歌坐月”，但大家只坐在一起闲聊，没有再唱歌了。之所以把它设置为梦境，因为“行歌坐月”似乎只能在年轻人的想象和梦境中出现了。
东方早报：行歌坐月是恋爱的方式，恋爱是侗族这么重要的交流方式，长辈甚至会主动让出空间，鼓励早恋对于汉族人好像不太可能。
吴娜：《红楼梦》就是鼓励“早恋”(笑)。我觉得侗族人是处处显示出他们的宽容，对人和自然的尊重，所以孩子们的恋爱，家长都会很尊重，也会主动让出空间。但是侗族也是公约在先的，这样的道德操守是最基本的;女孩子们都不会很轻佻，男孩子也被告知不要做出格的事情，否则就不会再被允许去行歌坐月。
男孩和女孩之间是互相倾慕又是互相尊重的，哪怕男孩子出去外边打工，染了头发回来，但是他对待本族的女孩子还是跟以前一样。侗族是熟人社会，如果做出了不好的事情，在脸面上都不会很好看。而且行歌坐月都是在采歌堂举行的，苗族也会用歌传情，他们其实是很奔放的，但侗族人却是很含蓄的。行歌坐月只是传统的恋爱方式，像影片中石叔和小姑他们那一代人表达爱的方式，我也表现了“爬窗探妹”，窗开的格数也代表了两个人的相恋程度，窗开一格，两个人还不算相熟，窗开两格，两人应该相互心仪，这更像是一个古老的文化传统，已经融入到侗族人的生活中。
东方早报：拍摄地是你家乡，演员基本上都是你亲戚，无限接近真实，这也许是电影出挑的原因之一?
吴娜：也许吧，我之前写的一些时代性很强的剧本拿给别人看似乎没有什么效果。拍摄地其实是我外婆家，我生在城镇上，后来又被丢给外婆，幼年的我并不会说普通话，只会讲侗话。上学以后回到镇上才开始学习普通话。游走在中间的身份更能让我看清传统和外来的冲击所导致的变化，这也是我拍摄的初衷——侗寨的变化、年轻的侗族女孩子的情感。
东方早报：两个女孩子穿着睡衣躺在床上说心事，画面很美，演员演得非常自然，能说说拍摄过程吗?
吴娜：其中一个女孩是我表妹，女主角也很早就跟我一块进到侗寨体验生活，所以我们几个很快就都打成一片，无话不说，她们的台词也都设计成跟她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比如说哪个男孩给她发了信息，也是现实生活中确实有这个人。
东方早报：你拍摄的村子村风淳朴，成片给村民放过吗?他们对影片有什么看法?
吴娜：新年的时候回家给他们放了，他们很激动，早早地就坐在场院里，一边看一边笑，我记得看完村长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非常感动，他对我说，“看得出你对村子还是很有感情的。”一些人看都是在里边找自己，因为有的人被剪掉了，没找到自己的人还有些不高兴。(笑)
“下部片子还拍年轻人”
东方早报：怎么找到作曲家瞿小松的?
吴娜：我们拍完了片子才开始找配乐，之前也找过很多人，都谈不拢，记得有一个音乐人跟我说，“你这个电影不行，只能靠音乐来救。”我当时觉得，如果你都不喜欢或者认为这部电影不好，怎么做配乐?
后来也是通过一个电影学院的博士生联系到瞿老师，瞿老师也是贵州人，我电话打过去，说的贵州话，瞿老师可能觉得是老乡，蛮亲切的，他让我拿着片子到他家去。瞿老师看了片子以后很喜欢，他跟我说一定要用原生态、自己录的音乐，后来我们几个拿着音乐素材一段一段地挑。
瞿老师跟很多大导演合作过，像陈凯歌的《边走边唱》，他做过很多电影配乐，很懂电影，也很尊重我，每段都会征求我的意见，我们还很有默契，对音乐的理解很一致。瞿老师几乎是免费给我做了音乐，后来我们坚持用前期的预算给他，真的很感谢。
东方早报：这部影片和《郎在对门唱山歌》有些地方很相像，你又做过章明的执行导演，章明对你的影片有何评价?
吴娜：我参加南京的电影节时认识了章明导演，开始还不太敢跟他说话，我托旁边人把片子带给他看，听说他对我的片子评价还可以，我才敢问他，可不可以让我跟他一起工作?他当时很客气地说，“你都拍得这样好了，干嘛还要来跟我合作?”我说，因为我从来没有跟别人合作过，想要学习一下，没想到他同意了，让我去给他做执行导演。他工作很认真，也没有什么话。我们没有太多谈过这部影片，他只是对我说，《行歌坐月》很不错，但应该更成熟一些。
东方早报：你的民族特色应该是你的作品的权杖，未来你的作品是否仅仅依托于此，还是你有更好的主意?
吴娜：我已经25岁了，我觉得青春已经离我远去，应该做个告别。人人都会有对青春的追忆和想念。我应该会拍摄低于我年龄的所谓“小清新”的故事，像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也许就像《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那样的片子，因为这是我能够把握的，我也认为我能够拍得很好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