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毕来与茅盾的“笔墨之交” （图）
张毕来先生
人民政协报讯 1956年7月，亚洲作家大会即将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一天，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著名作家杨朔受全国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国家文化部部长茅盾的委托找到张毕来说，亚洲作家大会这个月要在新德里召开，茅盾主席将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这一盛会并要在大会上报告。他要我与你商量，希望你能够写一篇文章，全面地介绍当前我国的文学情况，作为他在大会上的发言。你看可以不可以。张毕来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
当时张毕来任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主任，主持全国中学语文课本的编辑工作。编中学语文教材，就难免与茅盾发生关系，因为张毕来选课文总要选到他的某些作品，而且还多次向茅盾请教和商量作品中的有关问题与注释。正是在张毕来等人的辛勤工作下，茅盾的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和散文《白杨礼赞》等名篇才选入中学语文教材中，成为全国千百万中学生学习语文的范文。为此，茅盾对张毕来是尊重的。后来接触多了，加上又读过张对自己几部中短篇小说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的论述和其他作品，于是茅盾对张毕来也就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乃至信任与倚重。
张毕来是贵州炉山(今凯里市)县人。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教育系。1937年曾在浙东从事抗日工作，1938年入党。1942年任国立桂林师范学院讲师，旋升副教授，1949年后任东北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和中文系主任。1953年秋，调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1954年春调至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担任全国中学语文教材编辑室主任。
他是我国最早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与研究的专家之一。早在上世纪40年代，他就在东北师范大学等校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课。建国以后，仍继续讲授这门课程，并于1955年出版了《新文学史纲》。这部专著是建国初期全国仅有的几部关于新文学史方面的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是第一部在新文学史中介绍共产党人的文学主张的著作。与同时代的其他几部著作比较，有着自己的特点。《新文学史纲》注意到文学流派并以文学流派作为分章立节的条件，从创作方法的角度叙述文学史的发展变化。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对作家作品的论述和介绍，不是单个地来评论作家作品，而是从史的角度，把作家放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注意到文艺运动和作家作品的结合。正因如此，这部专著一直作为大学中国现代文学史课教学的重要参考书。同时，他还翻译出版了印度作品《走向自由，尼赫鲁自传》、《监狱，我的第二家庭》(尼赫鲁著)、英国长篇小说《亚当·比德》(乔治·依丽奥特著)、苏联长篇小说《小北斗村》(穆沙托夫著)等外国作品。
茅盾正是基于上述对张毕来的了解和信任，才把这一建国初期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外事文化交流活动的重任交给张毕来来完成。
张毕来自然知道这一重任的意义和责任。为了把文章写好，他反复斟酌后，便就文章的主要内容和根本观点等重要问题与茅盾商量，两人互相交换了各自的看法，结果所见略同。最后，按照商定的纲要，张毕来发挥自己立论遣辞、轻重详略之笔力所长，经过几天紧张伏案疾书，终于不辱使命，拿出了文稿。送交茅盾审阅后，茅盾很感满意。这篇文稿数千字，在全面介绍了我国当时的文学概况后，文章在最后一段总结分析道:"总起来说，我们的文学情况仍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虽然产生了一些作品，但这些作品从题材上看，还嫌狭窄，从风格上说，还嫌单调。这些作品，大部分是反映战争、农业和工业建设的，广大人民的其他的生活领域，还很少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缺少独创性、缺少新颖的艺术构思和独特的语言风格的作品，还是很多。在文学理论批评方面，常常多注意作品的思想内容和题材性质，而少注意对作品艺术性的分析。这一切，同文学理论批评和创作方法上的教条主义的倾向，是有关系的。党在一九五六年六月间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便是针对着这种缺点的。在文学艺术领域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扼要说来，就是应重视文学的艺术特征和作家的个人特点，大力倡导反映多方面的社会生活和创造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同时必须提倡文学理论批评的百家争鸣。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下，全国作家更为活跃起来，最近已经开始更多地出现各种各样的题材，各种各样的体裁和各种各样的风格的作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毫无疑问使我们的新文学更向前迈进一步。"
这篇文章由茅盾在亚洲作家大会上报告后引起强烈的反响，受到各国作家的好评。
后来，张毕来把茅盾的这篇文章编入高中讲文学史常识的课本《文学史概述》一书的现代部分之中，题为《现代文学》。不料在后来出现的"拔白旗"运动中，这篇文章的结尾部分以及茅盾和张毕来都受到来自"左"的偏颇的批判。
茅盾作为杰出的文艺理论家，对于古典名著《红楼梦》是十分重视的，他也很关注张毕来在红学领域的研究。为此，1979年秋，张毕来将自己前不久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漫说红楼》亲自送请茅盾指教。11月28日，茅盾亲自给张毕来写来一封信:"承赐大著《漫说红楼》，感谢感谢。可惜我左目失明，右目仅0.3的视力，小字书不能看。渴思拜读大作，奈力不从心，只能世袭珍藏，留作最宝贵的纪念了。"对于茅盾在眼疾严重的情况下还亲笔写来信函，张毕来是非常感激的。
1980年春节期间，北京开了一个纪念商务印书馆八十周年的座谈会，茅盾、周建人、胡愈之等人和张毕来都参加了会议，会上茅盾说了几句起了很大政治作用的话。他说，大陆应该与在台湾的学人进行学术交流。而与台湾进行学术交流，以《红楼梦》研究为最好。茅盾的这几句话很快就引起了海外的反应。不久，香港的《明报月刊》就发表了一篇论文，响应茅盾的主张。其论文的题目也很妙，叫做《国共两党合作研究〈红楼梦〉》。
张毕来从茅盾的讲话中获得启示，随后在《红楼梦学刊》编委会上提出了一个建议。张毕来说，在红学这门学问里，我们和台湾的学者有些共同的语言。至少在以下两点，彼此的看法一致。一是爱国主义。我们认为《红楼梦》是我国古典文学中很宝贵的一份遗产，他们也这样说。二是反封建主义。我们认为《红楼梦》暴露了封建主义的罪恶，他们也这样说。之后，在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上张毕来又提出了这一主张。为了进一步实现茅盾的愿望，张毕来还努力履行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的职责，亲自主持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和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会，发表了一个《致台湾红学界同仁书》。强调指出:"伟大的古典小说《红楼梦》，是中国文化的结晶，中华民族的骄傲，世界文学的瑰宝。凡我同胞，无不为自己祖国和民族有这一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而自豪。"为此，大陆学者"愿与台湾红学家们建立联系与发展友谊，加强学术交流，齐心协力繁荣红学。"
这以后数年中，全国红学界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光《红楼梦学刊》就先后刊登了好些文章，或介绍海外研究《红楼梦》的情况，或转载海外学人的文章。有的同志在国外与海外学人接触，共同讨论《红楼梦》。有的同志编辑台湾学人的论文集出版。在张毕来和红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茅盾关于红学的主张逐步得到了实现。
1981年3月27日，茅盾这位现代伟大的革命文学家、杰出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翻译家、文化活动家、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不幸因病逝世，享年85岁。噩耗传来，张毕来悲痛万分，为了怀念这位文学大师和杰出的文化活动家，很快就写出了纪念文章发表于报刊。
十年后的1991年12月5日，张毕来这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文学史家和《红楼梦》学专家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
虽然茅盾和张毕来都已作古，但他们之间的友情和各自的文学成就与学术硕果却是永存人间的。陆景川
